编者按：在省奔中建校80周年之际，老校长黄毓瑀（1984年8月—1989年2月在任）欣然命笔，深情回忆恢复高考伊始他和他的同事们在省奔中“难以忘怀的岁月”，全文如下——
难以忘怀的岁月
——恢复高考的初始几年
黄毓瑀
1976年10月，粉碎“四人帮”的大地惊雷揭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，迎来了科学、教育的春天。第二年，教育部宣布恢复高考。这个鼓舞人心的消息不胫而走，迅速传遍神州大地，万众为之沸腾！
是的，高考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。在那十年内乱的日子里，高等教育饱受冲击，居然连读几年停止招生，后又以“推荐”的形式招收工农兵学员，严重干扰了中学正常的教学秩序，挫伤了学生求学的积极性。那个年代，“阶级斗争为纲”统帅一切，大批判充斥课堂，《三机一泵》、《农业会计基础知识》成为必修课，教材的内容变化很大，诸如历史教科书上涉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时“朱德的扁担”变成“林彪的扁担”……凡此种种，不一而足。对于“文革”期间学校教育、教学的无序状态，大家心知肚明，却又无可奈何。学校的领导、教师痛心，学生上课、作业无心，“读书无用论”一度泛滥成灾。
然而，恢复高考的消息发布，学校的现状顿时明显地变化。首先是师生精神状态的变化，教师从压抑、被动转向积极主动，似乎储存多年的能量急待释放，个个跃跃欲试，争着多上课，上好课；学生的学习态度也有了转变，从感到读书前途渺茫，无所用心，被动应付的“要我学习”，转而上课专心，认真作业的“我要学习”，学风显著好转。
1978年始，学校的领导班子逐步调整充实，由金庭兆任校长，徐耀增、宗卓雄、金国瑞、贾志鹏等先后任副校长，规章制度也逐步恢复和健全，并且陆续调回了“文革”中流失的本校骨干教师，还引进了多名兄弟学校的骨干教师，师资力量明显增强，学校的教育、教学日益有序、规范、健康地发展，重振了奔牛中学“有志、好学、文明、朴实”的优良校风。
在恢复高考制度后的初始几年，武进县的各所完中纷纷办起了“复习班”。应届班与往届生并存是个鲜明的特点，这既是广大往届毕业生、社会青年和家长的需求，也是当时社会改革开放、经济发展的需求。复习班开办时，特别是面对那些一直怀揣着大学梦的已是而立之年的“老三届”，他们十分专注的听讲和充满渴望的眼神使我们这些“执教者”无不为之动容，讲课也因此格外卖力。
1977-1982年是办“复习班”最为红火的几年。1983年始，重点中学执行省教育厅的“五项规定”率先停办“复习班”，以后几年，我县各完中也陆续停办了“复习班”。毋庸置疑，在完中的高中毕业班中，“应届班”与“往届班”并存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，在当时确确实实地为国家输送了一批急需的大学学子，使他们早日成材、报效国家。进入21世纪以来，先后有6人在奔牛高级中学任校长、副校长，他们都是恢复高考初始几年的“复习生”。然而，办“高复班”也同时给完中教学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，加剧了师资紧缺的矛盾，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。那几年，毕业班的教师普遍负担超重，我个人一度承担五个班级的政治课和两个班级的历史课，还肩负着教务处的一些日常工作，真忙得不可开交、也不亦乐乎！然而，恰恰就是那几年，却成为我三十多年教学生涯中最为难忘乃至引以自豪的几年。
永远不会忘记，恢复高考初始的两年，只有简单的考试纲要，一些学科尚无统一的教本，无可供参阅、借鉴的教辅资料，更无系统、配套的练习题。奔牛中学高中毕业班的教师靠相互切磋，靠自己刻苦钻研，自编讲义和练习题，自刻钢板，自己油印。那几年，教师很少有假期，不论寒冬酷暑为学生补课、辅导，从不计分毫报酬，大家一心扑在教学上。记得自修课下班答疑解惑，常常几门学科教师“撞头”。我以为那阶段师生情感的交融远胜于以往的岁月。
难以忘怀那几年，农村的供电还不够正常，夜自修常常突然停电，但是，只要几秒钟学生就点亮了早就准备好的蜡烛，课桌上烛光飘忽摇弋，教师坐镇讲台，煞是一番美妙的景象。还记得在停电的时分，我曾经“创造性”地把学生带到水泥球场上起“黑课”，在朦胧的月色下高声讲读，让学生静静听讲，默默记忆。
难以忘怀的还有那些在奔牛“无家可归”的教师，他们一日三顿常常喜欢在办公室“聚餐”，几乎言必讲高考，对学生进行“会诊”，甚至把一个个学生叫到办公室聆听。久而久之，我们对学生学科长短、知识缺漏的情况了如指掌，进而对症下药，个别辅导，成效十分显著。
恢复高考的那几年，沉闷已久的教研之风骤起，校内同学科和跨学科的听课交流，校际的教育研讨活动十分频繁。尤记那一年，在宗卓雄副校长的授意下，我和教导处钱国兴、沈晓明两位副主任分别向全校各科教师上政治、语文、物理公开课。公开课特意安排在课外活动时间的“大实验室”。课后，全体听课老师集中在会议室评议，大家开诚布公，各抒己见，评长论短，不遮遮掩掩，气氛十分浓烈，有力地推动了全校教师“向45分钟要质量”的教学研究活动。
还记得1981年10月，我校曾经一次性组织接待来自苏、浙、皖三省25所学校的200多位教师的大型听课交流活动。各考试科目全面开课，十几位开课老师广受好评和赞誉。我校还与南通市的海门中学、扬州市的靖江中学，苏州市的梁丰中学，无锡市的江阴县中等五校结成联谊校，每年春秋两次轮流举行学校办学经验交流和学校教学经验交流。
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。1980-1982年，在奔牛中学复习的往届毕业生共被各类高校录取274人。从1980年始，我校应届录取数首超往届生，且录取比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。我以为刚刚恢复高考的那几年，各完中虽接受一批往届生组班或插班复读，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教师的负担，使学校有限的教育教学资源更趋紧张，但它毕竟是特殊时期的一种特殊现象，毕竟为国家多输送了一批批急需的后备人才，还了“文革”多年欠下的陈帐。况且，那些二、三十岁的大哥哥、大姐姐孜孜不倦、刻苦攻读的学风也在无形中影响了那些十六七岁的应届小弟弟、小妹妹（九年、十年一贯制的应届生），使他们更加懂得珍惜青春，发奋读书。
30多年过去了，许多往事在记忆中都已淡漠、消逝了。然而，从教数十年的我依然难忘恢复高考初始的那几年不平凡的岁月。那时候，师生亲密无间，教学相长，感情十分融洽；教师合作共事，目标一致，彼此相互理解，互相帮助，不少情景感人至深，历久难忘。那时，奔牛中学的骨干教师大多是“不惑”之年或正当步入“知命”，也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冲天干劲，也许是十年压抑的一种宣泄，或者是一种长期积淀的骤然迸发吧！满头银发的高炳方老师是60年代初大学中文系毕业生，当年由语文改教地理，居然欣然接受、乐此不疲，且把地理课上得有声有色。他兼做班主任无微不至地关心学生，乃至年年高结束送别学生时总是依依不舍，眼噙泪花，个别学生甚至泪流满面，那种“情”与“景”感人之深、沁人肺腑。
那几年，小小的文科班、外语班高考捷报频传，奇迹不断，不少复读生被名校相继录取。九里的陈俊国78年高考落榜，与分数线相差甚远，复读一年，成绩突飞猛进，第二年就考中北京大学；虹桥的钱卫民高考成绩名列镇江地区第二名，也上了北京大学。他们在奔牛当地广为流传，产生巨大的影响。特别是来自奔牛农机厂的一位常州市老三届的初中毕业生时殷宏，仅在首届复习班“复读”数月，就被南京大学录取，而今是中国人民大学知名教授，是学术界颇有名望的美国史专家。
教师的幸福和自豪，莫过于一批批学子的成材。我依然特别怀念恢复高考的那几年。
 2013年12月8日，沈晓明（左）、黄毓瑀（中）、高炳方（右）三位老师在省奔中校园内合影留念
（摄影、责任编辑：省奔中行政办公室 周伟文）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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